因為我的一個好朋友企業(yè)家柯文昌要回饋他出生的鄉(xiāng)下——屏東潮州,乘著這個契機,我就說我要送你一個禮,而禮物就是我到鄉(xiāng)下的小學來上一堂作文課。
因為少子化,屏東潮州的這三個小學,每個學校總共大概不到50人。所以三個學校六年級的學生全部放在一起,只有三十個,再加上幾個對作文特別有興趣的五年級孩子,總共我要給35個孩子上作文課。
為了備這堂三個小時的課所花的時間,超過我給3000個博士生演講準備的時間。首先,我請三個學校把六年級的語文課本找來。臺灣現(xiàn)在教科書不是統(tǒng)一的,三個學校有不同版本。我先了解現(xiàn)在的語文課內(nèi)容。然后,老師把學生的作文本子寄來,我要看看孩子們寫些什么題目,認多少字,表達能力在哪里。第三件事情,我請人去把1964年,我自己12歲時的語文課本找回來。
我發(fā)現(xiàn)現(xiàn)在的六年級語文課本編得還蠻好的,很活潑,也不浮淺。比如有一堂課,是在講物理學,但是用非常優(yōu)美的文字去講。也有講家庭關系,講大自然的,相當活潑。
決定相信和不相信之前
用什么方法可以跟12歲的人溝通呢?首先就是不“矮化”他們。我非常不喜歡東方文化里傳統(tǒng)的大人“俯瞰”孩子的視角。
我在作文課上給孩子們放了一段“旅鼠集體自殺”的短片,這部迪士尼的片子曾得了1958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。因為得獎,所以“旅鼠會集體自殺”的這個知識也傳播到全世界。但后來歐洲就有人揭發(fā),其實拍片只用了二三十只老鼠,然后用特別的鏡頭去拍,把它拍得看起來像成千上萬的老鼠。這是一個技術的騙術。
龍應臺在作文課上給孩子們放了“旅鼠集體自殺”的短片,然后問學生,接下來的論說文,題目應該是什么?孩子們回答:盲從是不對的。 (臺灣《天下雜志》供圖)
科學家也出來說,生物的自然本能都是求生的,沒有一種動物是求死的。農(nóng)夫或是住在森林里的牧羊人,也經(jīng)常會看到大批旅鼠在往一個方向奔走,可是它們不是去自殺。當旅鼠的“鼠口”,在一個棲息地太擁擠的時候,就會有一群旅鼠出走,去尋找新的棲息地,所以它不是自殺,在這過程里,它也許要跳過一條小溪,有些旅鼠會死掉,但它其實是在尋找新的棲息地。所以那個片子,不但是技術造假,知識也是假的。
孩子們聽得目瞪口呆,接下來我問,那你們覺得每天的電視一打開,看到新聞,你怎么辦?你打開報紙讀到的新聞報道,你怎么辦?很多人跟你說什么事情的時候,你怎么辦?下面一篇論說文,你覺得題目應該是什么?
有一個孩子,他說龍老師,剛剛那個瓶子,我用那個紙,怎么打都打不開,會不會你剛給我看的片子是造假的?那個人會不會是事先在瓶子上做了手腳?所以那天第二篇論說文,是讓他們寫,決定相信什么跟不相信什么的時候,你先思考些什么。
孩子的創(chuàng)造力不存在城鄉(xiāng)差距
那天三個小時的作文課其實是教給老師看的,因為我知道鄉(xiāng)村的老師,可能懷疑自己的工作沒有價值。他永遠不是社會的目光焦點,他的工作永遠不會被太多人看見和贊美,他的工作會特別的寂寞,甚至可能會覺得自己的工作是比較卑微。我那天其實是去鼓勵這些鄉(xiāng)村小學的老師和校長,向他們致敬。我希望他們知道,我曾經(jīng)是你們在教的小孩之一。任何一個社會真正的文明跟成熟,其實要看它最偏僻、最鄉(xiāng)下的小孩受的教育,他的學校是不是給了他最好的東西。
而老師們的反應也是比較大的。一個是他們從來沒有想象過,寫作課是可以群體互動跟討論的。寫作課通常就是老師給一個題目,然后坐下來各人寫各人的。第二個是,寫作課其實可以不需要課本,尤其在這個時代。第三是寫作其實來自觀察。要學習觀察,其實也是學習思考。
在我去教語文課之前,幾個學校的校長,都特別帶一點抱歉的感覺跟我說,你要知道,我們鄉(xiāng)下的孩子,平常接收到的文化刺激比較少,可能比較沒有創(chuàng)意,可能知道的比較少,但是那三個小時下來,我想我跟老師們都共同發(fā)現(xiàn),其實孩子們有多聰明,都看你給他多大的啟發(fā)。就創(chuàng)造力本身而言,其實沒有城鄉(xiāng)的差距,你老師本身的創(chuàng)意有多少,決定了孩子的創(chuàng)意有多少。
教育的城鄉(xiāng)差距在于環(huán)境的差別
我自己就是臺灣南部鄉(xiāng)下長大的小孩。先是農(nóng)村,后來是漁村。18歲前沒去過臺北,17歲前沒坐過私人的轎車。16歲讀臺南女中的時候,印象特別深刻的是,到學校門口的公共電話亭去打電話,那些城市里的同學故意說,講話不要超過一分鐘,超過一分鐘會爆炸。我是真的相信了。
所以你就知道,城鄉(xiāng)距離是非常大的。對于一個鄉(xiāng)下的孩子,第一個就是知識上跟別人差很多,物質(zhì)上當然不要提了。我一輩子,不管是寫作,還是出任公職,城鄉(xiāng)差距這件事,一直在我心里,我的眼光永遠看得到鄉(xiāng)下。
現(xiàn)在臺灣的鄉(xiāng)村教育跟城市的教育,其實硬件已經(jīng)差不多了。臺灣對于教育的投資非常大。教育經(jīng)費是我們“文化部”經(jīng)費的二十倍。所以你到臺灣最偏僻的鄉(xiāng)村學校,硬件設施、圖書館、運動場,其實都非常好。好到我有時候都覺得,是不是有點過度了。在教材上,課本上,其實都是相當一致的,平等的。而其實在于環(huán)境。
一個住在臺北市中心最繁華的地區(qū),比如說中正區(qū)的12歲的小孩,另一個屏東山區(qū)里的原住民部落的12歲的小孩,他們中間的資源差多少?臺北市中正區(qū)這個12歲的孩子,走路五分鐘就到了“國家戲劇院”,跨過去就是“國家音樂廳”,大概走個三百米就是電影院,可能還是個藝術電影院。所以表面說教育資源完全一樣,但是他的生活里給予他的東西,是天差地別的。這個城鄉(xiāng)差距是永遠在的,很難說什么叫徹底解決,但是我覺得對城鄉(xiāng)差距問題的這種自覺,是每一個掌有資源的人都必須有的。
我曾經(jīng)住在德國,德國即使在歐洲也是一個特殊的國家,因為它是一個非常的分權、地方自治的結構。在法國,巴黎就籠罩了一切,資源全部集中在那兒。德國不一樣,柏林是一個,漢堡是一個,慕尼黑是一個,是分散的。我住在德國一個郊區(qū)的小村,因為是地方分權,權力下放、資源下放,所以,村民要辦出國的護照,他不需要到城里去辦,村公所就有權力發(fā)護照。那個兩萬人的村子里,有自己的展覽館,有自己的孩子圖書館,有自己的音樂表演廳,它本身的文化是有一定基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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