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67年，清廷組建了第一支派往歐美的外交使團。美國人蒲安臣被任命為“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”，是使團的領導;副手是一個英國人和一個法國人;中國官員志剛、孫家谷隨行，另有秘書隨員二十余人。

　　此次組建外交使團與即將到來的“修約”之事有關—1868年是清廷與英、法、俄、美四國商議的《天津條約》修訂之期。

　　中國皇帝派一個洋人出訪各國，讓北京外交界十分震驚。蒲安臣本人也很震驚—在清廷正式任命前，他并未收到任何明確暗示。

　　而清廷之所以如此，源于根深蒂固的“華夷觀念”。1858年的《天津條約》規(guī)定，中國與歐美各國應互派使節(jié)。但多年來，派常駐使節(jié)一直是歐美各國單方面的行動。

　　清廷的毫無動靜是一種“鴕鳥政策”。不向歐美各國派使節(jié)，就不會出現(xiàn)禮儀沖突—華夷外交強調的是“天朝上國”的榮耀(跪拜)，而近代外交強調的是各國之間的平等(握手鞠躬)—回避了禮儀沖突，似乎傳統(tǒng)的華夷秩序就能繼續(xù)維系。

　　此外，清廷還一直軟性抵制歐美使節(jié)覲見皇帝。清廷自知在武力上不足以讓歐美使節(jié)下跪，又不愿放棄彰顯“天朝榮耀”的華夷秩序，只好以皇帝年幼為由，將接見歐美使節(jié)一事盡可能地往后拖。

　　1867年，為應付即將到來的修約，清廷需要派個使團了解歐美各國的情況，但又不愿因此喪失“天朝榮耀”—使團到歐美勢必采用歐美外交禮儀，而這勢必影響清朝皇帝以何種禮儀接見歐美使節(jié)—歐美使節(jié)常與清廷交涉此事，自然不會放過這樣的好機會;而清廷為堅持跪拜之禮已拖延了10年，不愿功虧一簣。兩難之下，讓洋人率領中國使團出使成了解決問題的“最佳方案”。

　　任命蒲安臣為使團首領的同時，清廷還給使團擬定了諸多訓令，特別強調不能丟了面子。蒲安臣對此很不以為然。

　　總理衙門建議使團不要將國書直接遞給西方政府首腦，以免他們反過來要求直接遞國書給清朝皇帝，但蒲安臣向美國總統(tǒng)親遞國書;總理衙門要求回避西方禮儀，蒲安臣行的卻是握手鞠躬之禮，但因他是洋人，隨行的中國官員倒不覺得丟臉。

　　清廷的擔憂果然發(fā)生了。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向總理衙門遞交照會，果然以蒲安臣曾在歐洲行握手鞠躬之禮為由，要求清廷準許他們也以此禮覲見清朝皇帝。總理衙門以蒲安臣是洋人為由進行反駁，且再次搬出“皇帝年幼”與“中外國情、禮節(jié)不同”的老招數(shù)，繼續(xù)拖延。

　　不過蒲安臣此行還是相當給力的，簽訂了近代中國與歐美國家第一個平等條約，還將中國打造成溫和、開放的形象，每到一處都極力歡呼中國準備沖破傳統(tǒng)，投入近代文明中來?？上н@波營銷沒能反哺中國，清廷仍對近代文明抱著極大的敵意。

　　總理衙門大臣文祥曾給使團下達訓令，“不要被西洋強迫著建設鐵路和電報，這些事只能由我們來提倡”。相較之下，同治的老師倭仁就說得更明白了—歐美國家毫無文明可言。

　　隨蒲安臣出訪的志剛在日記中寫下在巴黎觀看西洋舞蹈的感受，他先是贊嘆一番，然后總結：西洋舞蹈雖好，但不符合中國國情，不可引入國內。訪問歐洲期間，他還聽聞海濱浴場有群聚“洗海澡”的盛況，男性只穿泳褲，女性加穿背心。除了艷羨，他另有一番莫名其妙的思辨—中國人體質與他們不同，所以不可如此。跳舞與洗澡尚有國情、體質不同之說，蒲安臣努力塑造的那個“開明”的清廷，終究只能是曇花一現(xiàn)。